摘要：黄永年在长期从事古籍整理和古籍版本研究的过程中，对很多重要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并致力于古籍版本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认真总结黄永年的成果，对我国当代古籍版本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资料图)

黄永年(1925－2007)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古籍版本学家。他很早就注意到古籍的版本问题，[1]后来又一直从事古籍整理和古籍版本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在长期的研究和实践中，他提出了很多独到的看法，并进而对古籍版本学这门学科本身进行了深入思考，初步建立了古籍版本学的思想体系。认真总结黄永年的思想和成就，无疑对我国当代古籍版本学的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1.明确界定中国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任何一门学问或学科，都有其专门的研究领域和相对确定的研究对象。古籍版本学，顾名思义，是一门关于中国古代典籍版本发生和发展的学问。但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解释，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学界对古籍版本学的内涵和研究对象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而学者们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看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古籍以及古籍版本概念的理解不同。黄永年正是通过深入辨析以上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很长。一种观点认为，甲骨、青铜器和竹木简都是纸张未发明以前的书写材料，因此甲骨文、金文和简书、典册也就成了中国纸本书出现以前的书籍形态。[2]黄永年则认为甲骨只是古人占卜用的东西，青铜器是当时的礼器和贵族的生活用具，并不是什么书写材料；甲骨卜辞和金文的记载只是“档案之类的东西而并非什么书籍”。竹木简虽然是真正为古人用来书写的材料，但不论册或典，只能归之为文件或档案，都还不是书籍。春秋末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周室典籍披于民间，孔子开私学授徒，开始将原先的档案改编为教材，于是《书》、《诗》、《礼》等才正式变成了书。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私人著作开始出现。因此，黄永年提出，中国古籍的上限是从春秋末到战国时代，而古籍中最早出现的便是由档案转变过来的所谓“五经”。[3]4－5关于中国古籍的下限，现在一般以1911年清朝灭亡为界，但黄先生主张应灵活看待，例如，清末人进入民国时代仍用传统形式撰写的书籍仍可算作古籍，而清末人用新形式撰写的书籍则不算古籍。以上是古籍的大概范围，但古籍的上下限与古籍版本的上下限并不是一个概念。在黄永年看来，我国最早的书籍，即所谓的简书和典册以及稍后出现的帛书，虽然从广义来说也可以算作某些古籍的一种异本，但由于研究竹木简书和帛书已成为专门的学问，通常由考古工作者来研究，因此古籍版本学(狭义版本学)是不包括竹木简书和帛书在内的，故而竹木简书、帛书及其流行的时代不能作为古籍版本学的上限。同理，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卷子本也不属于古籍版本学的范围，卷子本的出现同样不能作为古籍版本学的上限。唐中叶的前期或盛唐时期，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刻本书随之出现，因此，他认为，刻本书的出现才是古籍版本学的上限。[3]6－8尽管刻本之外，还有活字本、套印本、抄本、批校本等，但一般都是刻本的派生物，而不像过去的古写卷子本那样能成为刻本以外的另一个系统的东西。另一方面，黄永年指出，就古籍版本来说，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下限，因为只要某书是古籍，不管何时何种刻印，都是该书的一种版本。古籍的校注本以及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注释本，也属于古籍版本的范围，同样无下限可说。尽管如此，他主张在目前，古籍版本的研究对象仍当以传统的版本和旧校注本为主，影印本也可附在传统的版本之下。[3]3

综合以上，黄永年认为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从春秋末战国初我国汉文书籍的正式出现开始，大体到清末为止的古籍，但并不管它的内容，而只管它的版本；而这版本又不包括过去的竹木书简、帛书和卷子本，只包括雕版印刷通行以来的刻本、活字本、抄本、批校本。说得简单点，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汉文古籍通行雕版印刷以来的版本”。[3]9

2.对古籍版本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重大问题的辨析

同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一样，善本的涵义以及中国雕版印刷的起源等问题也是学界长期争论的热点。对此，黄永年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按，善本一词，始见于宋代，原指校勘精审的本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五百家注柳先生集》附录卷四中收录了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穆修的一篇序文，其文云：“予少嗜观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见于世，出人间者，残落总百余篇。韩则虽目其全，至所缺坠，亡字失句，独于集家为甚。志欲补得其正而从之，多从好事者访善本，前后累数十。”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善本的最早文献记载，[4]正是着眼于书籍之校勘精审而言的。自明中叶以降，由于宋本日渐稀少，甚至元本已不易得，学者贵宋元本的风气日盛，于是善本一词的涵义也随之变化，几乎成了宋元旧刻的通称，从而混淆了其本来的涵义。如张之洞《輶轩语》“论读书”条：“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抄。”张氏所言之足本、精本尚从宋人善本本义，可又将旧本归入善本，当然也就不考虑其校勘精审与否了。某书只要是旧刻，那么无论其校勘如何，都是善本。稍后，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中又将善本分为四类，即旧刻、精本、旧抄和旧校。善本的文物性的涵义更加显著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有关专家又提出了“三性”、“九条”说，以作为判定善本的标准。“三性”是判定善本的总则，指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九条”则是选择善本的具体规定。“三性”、“九条”说批判地继承了前人关于善本的认识，明确了相对统一的善本标准，对于人们廓清善本的涵义无疑有很大的意义。但黄先生发现此说也有一些问题。例如，如果按照上述“三性”说，清末民初覆刻宋元本，尽管其精工有胜于明仿宋刻的，很具有艺术代表性，但由于时代太近，就不视为善本。清末民初还有一些高水平学术著作仍用雕版印刷，很具备学术资料性，但同样也不能进入善本的行列。因此，黄永年指出，“三性”中的后两性其实很难成立，真正起作用的只有一性，即历史文物性，是一性而非三性。至于九条，他认为，除含义混乱外还有常识性的错误。如“九条”中第三条是“清代乾隆以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即以乾隆作为善与非善的界限，其实清刻本中真正难得的、堪称文物的一部分在清初，一部分在道光、咸丰时。[3]13－14

为了避免理解上的混乱，黄永年在总结前人认识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主张把善本区分为两类： 校勘性的善本和文物性的善本。 前一种涵义继承宋以来善本的本义，以此衡量，一个本子是善就永远是善，不善就永远不善，善与不善不受时间的制约，不会随时间的推移由不善而变成善。 即使是宋元本，如果校勘不精，也不能成为此类善本。 反之，即使清末民初的刻本，只要是校勘精审就可以说是善本，甚至近年出版的铅字排印本只要校勘精审也可成为善本。 后一种涵义则承认清以来的藏书家、版本专家的认识，凡已成为文物的古籍都可以说是善本，其中贯彻了物以稀为贵的原则。 当然，这种具有文物性善本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的，变动的趋势则是善本的范围越来越广，够得上善本的品种越来越多。 他发现，把善本的含义区分为校勘性和文物性后，还可看到一个现象，即在一部具体的书上，这两种涵义可能并存而不一定互相排斥。 如一部校勘精审的宋监本，既是校勘性的善本，从明以来又成为文物性的善本。 [3]14－15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黄永年的善本说无疑更为合理。 尽管强调善本，黄永年也提醒人们，善本只是整个版本的一个部分，并不能等同于版本，讲版本不能不注意善本，但只讲善本也是不对的。

中国雕版印刷起源于何时也是学界长期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说法，有东汉说、晋代说、六朝说、隋开皇说、唐贞观说等。[5]黄永年认为以上诸说，特别是影响较大的隋开皇说和唐贞观说经不起文献和现存实物的检验，并深刻指出，以上诸说实际上是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的产物。“人们有时会有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总希望把一件东西的发明或一个地方的发现往早推，推得越早好像越光彩。在雕版印刷发明问题上对上述文献的种种曲解，就是受这种心理状态所驱使，而另一些人迎合这种心理状态，若干假古董也就从而陆续出现”。而“要实事求是地弄清楚雕版印刷发明时代，唯一的办法就是认真地搜集记述雕版印刷的早期文献，根据这些文献作出合理的推测”。[3]51－52为此，他搜集了从公元825年到883年即中唐穆宗到晚唐僖宗半个多世纪的七条可靠文献，并逐一作了仔细检讨，发现此时期的雕版印刷品只限于民间日用的历书、字书、迷信品和宗教读本，诗歌也仅是一些适合大众口味的零星篇章，正式的经、子、史书和完整的诗文集，这正是一种新技术刚发明而使用不太久的现象。据此，他推断，雕版印刷的发明应该开始于唐中叶的前期或盛唐时期，即公元775年左右的中唐初代宗时期或公元725年左右盛唐玄宗时期。[3]54与隋代说和初唐说相比，黄永年先生的看法无疑更为严谨，也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赞同。

3.将版本鉴别与版本史相结合，致力于构建古籍版本学的学科体系

黄永年一直致力于中国古籍版本学体系的建设。那么如何构建这门学问的体系，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他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和版本本身的发展规律紧密结合，也就是把鉴别版本的方法和版本史相结合”。[3]23因此，他特别强调字体、版式、纸张等主要版本现象的发展演变，并以此为标尺，探寻不同历史时期某个地域及官刻、家刻、坊刻的显著特征和一般规律。

宋代刻书上承五代，当时的刻书事业还不是太普及，版本在字体、版式、纸张等方面地域性的区别非常显著，而时代先后方面的变化并不明显，黄永年鉴于此，根据两宋时期所形成的杭州、眉山、平水、建阳四大刻书中心为主线，将宋本归为“浙本”、“蜀本”、“平水本”、“建本”四大子系统，而将官刻、家刻、坊刻等分别纳入以上四大子系统之中，并归纳出其一般特征。诸如宋浙本的字体是清一色的欧体，通常用白麻纸或黄麻纸，版式大多为白口，单黑鱼尾，左右双边，无书耳、牌记，官刻、家刻一般多在版心下端记刻工姓名；宋蜀大字本字体骨架为颜体，又渗入了中唐书法家柳公权的成分，撇捺长而锐利；小字本则撇捺不太尖利而点划比较古拙，笔道也不甚匀称，印书纸多用白麻纸；金平水本的字体主要也是欧体，有的在欧体的基础上加点颜体的成分，较挺拔；南宋建本字体，都作颜体，官刻无书耳，坊刻避讳不严，印书纸张多用麻纹纸。等等。同样，元代由于存在时间很短，所刻书在历时性方面更看不出有多大变化，前代四大刻书中心，除眉山遭战乱破坏，南方的杭州、建阳和北方的平水仍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发展。黄永年在考察元本时仍然以地域按刻书中心为线索，分元本为元浙本、元建本和元平水本三个子系统。元浙本最显著的特征是多用赵体字；元建本所用的颜体比南宋建本的颜体更瘦更圆劲；元平水本字体比金平水本字体更接近颜体，更加挺拔，但和元建本那种圆劲的颜体不同。元本均不避讳。等等。

黄永年讲宋元本时按地域和刻书中心为主线，然而他在研究明刻本时则主要作历时性的考察。这是因为，他发现，明代刻书事业已远较宋元普及，字体、版式的地域性差别除建本外几已消失。另一个方面，由于明代延续时间长，字体、版式随时间推移变化非常显著。“如果抓住这点分时期来讲明刻本，对掌握特色从事鉴别更为有利”。[3]117根据刻本的字体和版式，他把明本分为三个时期：明前期刻本即从洪武到弘治刻本，明中期刻本即从正德到隆庆刻本，明后期刻本即从万历到崇祯刻本。建阳刻本自成格局，在每个时期中专门讲述。黄永年认为，明前期刻本，基本上延续了元刻本的风格，无论官刻、家刻、坊刻，其主要特征仍是使用赵体字，版式则由元浙本的白口、细黑口发展为大黑口。司礼监的经厂本都加圈断句，初印的常常在每册首页上端加钤“广运之宝”朱文大方印。纸张都用白绵纸，所谓“黑口白绵纸明初本”。明中期刻本，即嘉靖本、正德本和隆庆本与明初本又有所不同，其最显著变化是字体由赵体变成了欧体，版式也由大黑口变为白口，纸张一般用白棉纸。这些特征在标准的嘉靖本上体现的最为明显。万历以来，明刻本在字体和版式上又一变，尤其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来脱胎于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为方体字，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了欧体字。到了天启、崇祯两朝，又出现了长方体字。版式则版心上方一律白口单鱼尾，书名提到鱼尾之上，鱼尾下只有卷次，开始把评点刻在书上，并以内封面代替牌记。明建本自成系统。明前期建本，字体仍旧沿袭元建本，作较瘦较圆劲的颜体，以后点划稍显生硬。版式都作大黑口，双鱼尾，多黑鱼尾，少见刻书序跋，而多牌记，纸张多用竹纸。明中期的建本则仍保持其独特的风格，并未被嘉靖本所同化。不过在字体上，原先宋元建本颜体字基本上不见了，转而成为点划生硬、撇捺较长的字体。明后期的建本和中期变化不大，多刻章回小说。

根据字体和版式等特征对明刻本作历时性的考察，紧紧把握住了有明一代不同时期刻本的特色，也为版本鉴别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那么这种方式能被套用研究清代刻本吗，在黄永年看来，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明刻本无论在时代上、地域上都有一定的规律性，明显地反映在字体、版式上，官刻、家刻与坊刻之间的区别也很显著。可清刻本则不然，一方面字体的时代性极不明显，而且同时代、同地区甚至同一个人所刻的几种书，所用字体也会各不相同，在版式上更是五花八门，毫无规律可言。“要用讲明刻本的办法，根据字体、版式的区别来讲清刻本，实在没有可能”。[3]148因此，他主张，应重点考察有特色且有影响的清刻本，不去寻求因袭演变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本来就不存在。虽然黄永年讲清刻本也分时期，但不是像讲明刻本那样从字体、版式来分期，而只是参考学术演变或政局等因素，将清代刻本分为前期(从顺治到雍正)、中期(从乾隆到咸丰)和清后期到民国(从同治到宣统、民国)。在清前期刻本下，黄永年主要论述了比较有特色的方体字本、写刻本以及顺治时期的内府本和武英殿本。对于清中期的刻本，主要讨论了武英殿刻本和仿宋本，并深刻指出了该时期刻本与当时乾嘉考据学风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对于清后期道民国的刻本，则主要考察了当时新兴起的“局本”和覆宋本。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黄永年根据字体、版式、纸张等主要版本现象的发展变化，将版本鉴别与版本史紧密地联系起来，归纳概括出不同历史时期版本发展的主要特征和一般规律，同时又通过考查具体历史时期版本的区别和特征，深刻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版本发展的内在联系。黄老所总结的很多古籍版本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建立在大量版本鉴别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其中有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更多的是他一生经验的结晶。正如黄老所言，“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的第一步是通过实践接触事物以获得感性认识”，但仅仅这样还不够，必须要进一步把大量的感性认识“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即对大量的版本现象认真分析，透过表象抓住其中的本质和规律。“这样，才算从感性认识上升到了理性认识的高度”。[3]21－22

需要指出的是，黄永年虽然一直致力于“在大量有代表性的事实或现象的基础上，提炼出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建立比较完整的体系”，[3]《前言》使古籍版本学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但他也清楚认识到“古籍版本的领域很广，找到了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规律，不等于找到了全部的规律”，[3]22因此，这一方面要求研究者要将规律再次运用到版本鉴别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到规律之外的版本现象。黄永年在归纳古籍版本一般规律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例外的情形。例如，宋浙本系统字体多为欧体字，白口，单黑鱼尾，左右双边，无书耳、牌记，但其中有一些刻本的字体则于欧体外颇带有浓厚的颜体味道，廖刻韩、柳集在版式上作双黑鱼尾，细黑口，四周双边，并有牌记，与一般的宋浙本大相径庭。[3]78按一般规律，元浙本大多是赵体字，但黄永年发现也有例外，如“今江西地区刊刻德《元丰类稿》就夹杂点颜体的味道，《王荆公诗笺注》更接近建本通用的颜体”。[3]106－107又如，相台岳氏本经注，字体则全作欧体，因此常常被人误认为是南宋本。另明中期嘉靖本风格很盛行，但该时期除建本外，仍有一些刻本没有受其同化。例如，司礼监的经厂本仍沿袭了明前期内府本的旧式。[3]130－131等等。总之，黄永年既重视对版本学规律和理论的总结，又自觉地在实践中对已掌握的规律进行检验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以及严谨、朴实的学风。

按，作者李永明，男，河南虞城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西古史比较。原文载于《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年第1期。